高校|困在抑郁症里的大学生们( 二 )
2019年下学期，临近期中考试，穆晴的数学建模成绩始终提不上去 。因为作息习惯，她又和室友“闹掰了” 。一天，她在图书馆自习时，书还没打开，瞬间觉得“活力被抽空了” 。“突然有了一种’算了’的感觉 。”穆晴回忆，“休学”这个念头迅速在脑海里蔓延 。她自认为“找到了一个可以逃避一切的方法”，于是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辅导员申请“休学” 。
“我怕别人会歧视我”
张晨、穆晴的遭遇并非个例 。2019年，在第八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高校心理辅导与咨询高峰论坛上，有专家提到，1/4的中国大学生承认有过抑郁症状，且大一和大三时抑郁症的高发期 。“这些年下来，高校心理疾病的发病率是实实在在地提高了 。”华科大大学生发展研究与指导中心主任章劲元告诉澎湃新闻 。在他看来，社会的急剧变化是大学生心理疾病发病率提高的主因 。
也有不同的看法 。心理学家姚智军从事高校心理咨询多年，他告诉澎湃新闻，这些年来，来学校心理咨询室找他的学生的确变多了，但这是社会逐渐开始重视心理问题导致的 。“很多学生以前不了解这个，可能也会比较回避心理问题 。现在则是逐渐在接受，然后会来主动求助 。所以检出率的确是增加了，但并不代表比例上有增加 。”姚智军说 。
澎湃新闻注意到，近年来，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重视学生心理健康，校心理咨询室和校医院精神科逐步在不少高校建立起来 。但现实是，不少学生对此仍有些回避 。
大三学生顾守曾在其所在学校心理咨询室做过一段时间兼职 。据他回忆，学生前来咨询时，咨询师会和学生签署隐私承诺书，“向学生承诺，会保护好个人信息和隐私” 。但这或许只是“一纸空文” 。顾守的大部分工作就是，将咨询师收集的确实有心理问题的学生名单发给班主任，让班主任“重点关注” 。每次转接完名单，敲下回车键的一刻，顾守“抬起的手指都微微有些颤” 。
顾守后来也被确诊为抑郁症 。因为前述兼职经历，他不敢在校内进行心理咨询，而更倾向于去校外 。“去校外医院可以用假名字 。”顾守说，对他而言，“患有抑郁症是一个不能让别人知道的秘密，“会（被）歧视的，虽然大家说得好听，但做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。”
大三女生玟玟在自己高一时就曾因抑郁症住院，此后随身带着药，每天都会在心里问自己无数遍，“今天吃药了吗” 。人多时，她常将药丸攥在手心，找个借口离开人群，猫在角落里把药塞进嘴里 。进入大学之后，她自作主张“停了药” 。“我想像个正常人一样 。”玟玟说，因害怕被别人发现自己有抑郁症，她从未尝试过去校医院接受治疗，“一旦去校心理咨询室，就会有其他同学看到你进去，那他们就肯定会知道你有心理问题 。”
姚智军告诉澎湃新闻，保护患病学生的隐私和学校心理干预之间有着天然的矛盾 。他举例说，现在高校心理问题干预的普遍做法之一是，让所有大一新生做心理健康测评 。“测评完了之后，我们会划一条线，把可能存在心理问题的学生做一个名单，然后我们会约这部分同学来做一个心理访谈 。在访谈之后发现的确有风险的，我们会告知辅导员和班主任 。”
尽管不少学校都设置了心理咨询机构，但心理问题干预是一个系统工程，虽然想保护学生的隐私，但“就凭机构这些人手，是不足以应对那么多有潜在问题的学生的” 。“我们只能说让他们（辅导员、班主任）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名单，但是在平常的工作交流当中，不要刻意的把它做一个区分 。”姚智军说 。
《中国全科医学杂志》相关研究显示，几乎所有的抑郁症患者均存在一定的以“羞耻感”为主要表现的负面情绪 。这种情绪会导致患者情绪更加低落，更不希望被别人知道自己的情况，从而阻碍了求助之路 。对此，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精神医学科主任施慎对澎湃新闻表示，抑郁症通过规范的治疗手段还是能控制的，但中国抑郁症患者的就诊率仅在20%左右 。近些年来，随着宣传普及，就诊率有所提高，但总体而言并不是很高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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